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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参事室、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倡议设立的。《政府参事制度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侧面》一文提到，1949年10月28日，周恩来亲自主持选任了32位政务院参事，主要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、国民党旧政权人员和部分资深专家学者。同年11月11日，政务院参事室正式成立，是政府首批设立的机构之一。此后，地方政府参事室也相继成立。

国务院参事室系国务院直属机构，主要职责是组织国务院参事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，了解、反映社情民意；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意见、建议和批评；对有关法律文件草案、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其他重要文件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等。而中央文史研究馆1951年7月设立，1969年起与国务院参事室合署办公，共用一套办事机构。

国务院参事及各级政府参事中不乏知名人士。据媒体报道，1949年首批受聘参事32人，全部是享有较高社会威望的知名人士，其中就有原国民党中常委、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李蒸，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许宝驹、于振瀛，湖南和平起义积极参加者程星龄，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的民主人士刘承烈以及“民进”发起人之一的谭冬菁等。资料显示，当时聘请的参事全部是非中共人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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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对间谍行为进行处罚的可查记载，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。《周礼·秋官司寇》中明确了惩治八类犯罪行为的规定：“掌士之八成：一曰邦汋、二曰邦贼、三曰邦谍、四曰犯邦令、五曰挢邦令、六曰为邦盗、七曰为邦朋、八曰为邦诬。”其中排在第一位的“邦汋”指的是盗取国家机密，排在第三位的“邦谍”指的是为外邦做间谍。由此可见，西周时期已经意识到反间防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因而将里通外邦、危及国家利益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并加以处罚打击。

唐宋时期，对间谍行为及应当施行的刑律有了明确清晰的规定。唐代《唐律疏议》和宋代《宋刑统》中均规定：“诸密有征讨，而告贼消息者，斩；妻、子流二千里。其非征讨，而作间谍；若化外人来为间谍，或传书信与化内人，并受及知情容止者，并绞。”可以看出，唐宋时期将间谍行为详细划分为四种情况：一是把涉密军事行动信息提供给敌对势力，二是把其他国家秘密提供给敌对势力，三是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刺探情报或传信给国人，四是接收外国间谍的书信或容留窝藏外国间谍。上述情况均被处以斩刑或绞刑，且家眷也会受到牵连，体现出唐宋时期对间谍活动防范之严、处罚之重。

明代的《明律》和清代的《大清律》在唐宋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更注重对间谍活动的盘查，规定：“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，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，及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，盘获到官，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，得实，皆斩。经过去处，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隐匿不首者，并与犯人同罪。失于盘诘者金沙2018尊贵版，杖一百，军兵杖九十。”明清时期的立法者已经考虑到当时的间谍活动具有有组织、成规模，内外勾结、沆瀣一气的特点，进一步规定了对奸细的处罚、官员盘诘间谍窝点及交接人员的责任以及对官员失察的责罚。

可以看出，中国古代对间谍行为的威胁早有清醒认识，对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定追求，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历史镜鉴。今天，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，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，国家安全面临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。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防范间谍行为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，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，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、共同防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规定，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依法支持、协助反间谍工作，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反间谍工作秘密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汇聚全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，构筑起反间防谍钢铁长城。